第6节（3 / 4）
十六世纪出现“嘉靖大倭寇”，确实让人匪夷所思。千里之遥的日本武士，为何冒着生命危险，航行到中国沿海来抢点生活品？这得从朱元璋说起。
明朝建立后，张士诚、方国珍余部逃亡海上，出于政权安危的考虑，朝廷实行了“海禁”，就是不准老百姓做外贸生意，并将禁海令列入《大明律》。不过，这个政策后来执行得并不好，“时禁时开，以禁为主”，毕竟过去了许多年，张士诚、方国珍的那些部下估计也死得差不多了。日本这时已进入“战国时期”，哪有心思和能力到中国来捣乱，用不着自己吓唬自己。
禁海令针对的主要是民间，蕃国到明朝“朝贡”还是容许的，但“朝贡”只能在指定的三个地点：浙江、福建和广东的“市舶司”。“朝贡”几乎就是个“面子工程”，明廷“厚往薄来”，以高于“贡品”几倍价值的货品“赏赉”朝贡国。明成祖把侄儿赶下台，急于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，日本国要“进贡”，交通工具不好解决，他很大方地白送了一艘“远洋货轮”，所以日本国对来华“朝贡”很积极，双方也没闹出什么乱子。
一两百年都没出乱子，怎么到嘉靖年间就乱套了呢？主要原因，是日本乱了。
嘉靖元年（1522年）五月，日本的两个诸侯大内氏与细川氏，都以日本天皇的名义来明朝朝贡。按理谁是真代表团，需要日本方面先确定好。但明朝官方并不在意，因为业务越多，经办官员的好处也就越多。
大内氏派了宗设谦导，细川氏派了鸾冈瑞佐、宋素卿，一个国家两个使团，先后到了宁波市舶司。前者后到，后者先到，按规定进港验货要以时间为序，但鸾冈瑞佐和宋素卿会来事，懂得中国的官场潜规则，给市舶太监赖恩狠狠地送了一份礼。赖恩也不白拿别人的东西，招待宴会都让鸾冈瑞佐坐首席。宗设谦导咽不下这口气，当场杀了鸾冈瑞佐，烧了他的船，把宋素卿从宁波追到绍兴。这一路，宗设谦导的人马坏事也干了不少，沿途抢掠，杀死大明官兵——这就是嘉靖元年的“争贡之役”。
争贡事件震动朝廷，朝廷做出了反应，但不是彻查“外贸部门”的腐败问题，而是总结出不做生意就不出乱子的经验教训。根据夏言的提议，撤销了浙江市舶司。举一反三，又撤销了福建市舶司，“惟存广东市舶司”。
天底下最来钱的生意，就数外贸。罢市舶司，影响的不仅仅是中日两国间正常的贸易，而是整个到中国来做外贸生意的。货物好不容易运到中国，生意却不准做，这路费也耗不起。洋人没办法，就私下把货物卖给明朝的“个体户”。明朝的“个体户”大多本钱小，这种私下交易很多都是赊销。明朝的商人厚道的也少，赊了别人的货物，很少记得付货款，洋人连本钱都捞不回来。
中国“个体户”的诚信，洋人算是见识了，转而觉得有权有势的家族，素质应该高一些。实际上，素质是个最靠不住的东西。权贵们赊了洋人的货物，压根儿也没有给钱的意思。洋人彻底惨了，是官商的回去无法交代，是单干的恨不得跳海。不能合法“入境”，他们就住在近岛，一天又一天地等，伙食费都没了，甚至要乞讨。没希望，干脆抢劫——沿海地区的社会治安就乱了。
最初，这种沿海治安问题并未严重到哪里去。明朝的东南沿海一带，除了地方官府，军事卫所即达四十余个，军警几十万，外来的生意人跟地方政府、军方，根本不敢分庭抗礼。但很快形成了“经济特区”——以许氏兄弟、李光头为首的几股势力较大的海商以及葡萄牙商人，聚集双屿港，开辟市镇。影响日大，日本、马来、琉球、暹罗等国海商，也赶来贸易。曾访问过双屿港的葡萄牙人平托，在《远游记》中称这里有“上千所房屋，包括教堂、医院等，居民三千多人，其中有一千二百名葡萄牙人”。
贸易固然繁荣，性质却是非法——走私。海商志在利润，并不打家劫舍，泉州名宦林希元说：“佛郎机（葡萄牙人）未尝为盗，且有利于吾民也。”但这份安宁并未维持多久，双屿港私商的贸易繁盛，令朝廷日益无法容忍。终于，一桩血案成为了双屿港之战的导火线——余姚大族谢氏，赖了走私海商的账不还，并威胁要报官。海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便让“保安”到谢氏庄园打砸了一通。
谢氏血案，触痛了大明王朝敏感的神经，嘉靖皇帝派遣朱纨前来镇压“倭寇”。这位出身进士的海禁派官员，到任后雷厉风行，“革渡船，严保甲，搜捕奸民”，于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年）突袭双屿港。海商的“保安”哪是正规军队的对手，“贼酋许六、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、祝良贵、刘奇十四等皆就擒”，海岛上的“经济特区”被打成了一片废墟。一不做二不休，朱纨将海商追到福建，擒杀中葡海商百余人。几次大捷之后，朱纨在奏折中踌躇满志地写道：“全闽海防，千里清肃。”
如果事情真像朱纨所言，戚继光就没有成为英雄的机会了。
四、倭患的升级
朱纨军事打击的对象，显然是葡萄牙海商，并没有“倭寇”的影子。最终的后果，也为他始料不及。
朱纨的这一通打，打翻了相关官员的好处，打断了沿海豪富的财源，也打掉了沿海居民的生计，朝廷也不认可他擅杀与用兵。群起而攻之，朱纨吃力不讨好，一气之下自杀。从此，朝廷罢巡视大臣不设，朝中朝外无人敢再提海禁，当然也无人敢言开禁。
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，因为汪直的出现，“壬子之变”发生，倭患问题骤然升级。
汪直（1501-1559），又名五峰，号五峰船主，有史书误作“王直”，歙县人。
嘉靖十九年（1540年），汪直与同乡徐惟学、叶宗满等赴广东进行海外贸易，这时明朝海禁政策有所松缓，而广东也是唯一可以从事合法外贸生意的地方。汪直最初加入了同乡许栋的集团，与葡萄牙商人合作，做的是东南亚一带的生意。朱纨袭击剿平双屿港后，汪直自立门户，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年）转移到日本平户（长崎）。《明史·日本传》中的“嘉靖倭乱”，一半的记录便是汪直。
汪直开辟了日本市场并迅速做大，田汝成曾任广东提学佥事，其《汪直传》载：汪直“据萨摩洲之松津浦，僭号曰宋，自称曰徽王，部署官属，咸有名号。控制要害，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”。
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年），汪直吞并福建海盗首领陈思盼，从此“海上之寇，非受（汪）直节制者，不得存”，大量海盗（倭寇）及沿海商人与居民投到其旗下，汪直的武装多达五千余人，而其时日本各个家族兵力只在三千左右。汪直在日本以信义取利，被尊为“大明国的儒生”。双屿港之战后，走私海商分裂成“互市派”与“寇掠派”，汪直属于前者，铤而走险的则是林碧川、萧显、徐海等走私集团。
汪直称霸海上十余年，有着地方官“私市”的默许，汪直也卖力地配合官府，平定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，维持沿海秩序，并试图在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。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年）闰三月，俞大猷偷袭沥港，汪直败走日本，从此走上了与官方的对抗之路，成为“东南祸本”，名列官方通缉令榜首。
汪直最终被兵部尚书胡宗宪诱杀，但倭寇之患并没有解决，因为汪直并非整个嘉靖倭难的背后总指挥。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年），陷黄岩、攻郭巨的是林碧川集团，次年勾结诸倭大举入侵的则是萧显集团。这些海盗团伙本互不统属，甚至彼此劫夺，更重要的是他们又与民众纠结在一起——东南沿海地区，倭寇既祸害一方，又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水土融合：地方百姓“任其堆货，且为打点护送”，“或送鲜货，或馈酒米，或献子女，络绎不绝”。倭寇深入陆地时“若熟路然”，甚至“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处”，“或披蓑顶笠，沮溺于田亩，或云中履，荡游于都市”。连本地官兵也与倭寇里应外合，通报军情，“关津不查不问，明送资贼”。
“嘉靖倭难”的最终解决是在嘉靖帝死后。隆庆帝继位后立即批准漳州月港开放海禁，“准贩东西二洋”，“倭寇”很快由寇转商，“倭患”得到了缓解和平息。
但在嘉靖朝，朝廷并不检讨决策的得失，一根筋地依赖军事手段。
五、窝囊的开局
倭患在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年）之后的十五年骤然加剧，共计六百零九次，占到了整个明朝倭寇侵扰记录的八成左右。
姑且不论其中的因果，东南沿海形势的严峻已是不争的事实，明廷不得不增加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。这个背景下，戚继光成为平定倭患的一员。
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，戚继光改迁浙江都司，任参将，镇守宁波、绍兴、台州，在胡宗宪的指挥下，与俞大猷、刘显等人共抗倭寇。
戚继光参与抗倭，机会也有点意外。朝廷要从山东选择军官到浙江，虽然是要去打仗，但也相当于从贫困地区调到发达地区，所以请客送礼的很多。戚继光没有谋个肥差的想法，所以不跑不送。但最后入选的，恰是戚继光。 ↑返回顶部↑
明朝建立后，张士诚、方国珍余部逃亡海上，出于政权安危的考虑，朝廷实行了“海禁”，就是不准老百姓做外贸生意，并将禁海令列入《大明律》。不过，这个政策后来执行得并不好，“时禁时开，以禁为主”，毕竟过去了许多年，张士诚、方国珍的那些部下估计也死得差不多了。日本这时已进入“战国时期”，哪有心思和能力到中国来捣乱，用不着自己吓唬自己。
禁海令针对的主要是民间，蕃国到明朝“朝贡”还是容许的，但“朝贡”只能在指定的三个地点：浙江、福建和广东的“市舶司”。“朝贡”几乎就是个“面子工程”，明廷“厚往薄来”，以高于“贡品”几倍价值的货品“赏赉”朝贡国。明成祖把侄儿赶下台，急于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，日本国要“进贡”，交通工具不好解决，他很大方地白送了一艘“远洋货轮”，所以日本国对来华“朝贡”很积极，双方也没闹出什么乱子。
一两百年都没出乱子，怎么到嘉靖年间就乱套了呢？主要原因，是日本乱了。
嘉靖元年（1522年）五月，日本的两个诸侯大内氏与细川氏，都以日本天皇的名义来明朝朝贡。按理谁是真代表团，需要日本方面先确定好。但明朝官方并不在意，因为业务越多，经办官员的好处也就越多。
大内氏派了宗设谦导，细川氏派了鸾冈瑞佐、宋素卿，一个国家两个使团，先后到了宁波市舶司。前者后到，后者先到，按规定进港验货要以时间为序，但鸾冈瑞佐和宋素卿会来事，懂得中国的官场潜规则，给市舶太监赖恩狠狠地送了一份礼。赖恩也不白拿别人的东西，招待宴会都让鸾冈瑞佐坐首席。宗设谦导咽不下这口气，当场杀了鸾冈瑞佐，烧了他的船，把宋素卿从宁波追到绍兴。这一路，宗设谦导的人马坏事也干了不少，沿途抢掠，杀死大明官兵——这就是嘉靖元年的“争贡之役”。
争贡事件震动朝廷，朝廷做出了反应，但不是彻查“外贸部门”的腐败问题，而是总结出不做生意就不出乱子的经验教训。根据夏言的提议，撤销了浙江市舶司。举一反三，又撤销了福建市舶司，“惟存广东市舶司”。
天底下最来钱的生意，就数外贸。罢市舶司，影响的不仅仅是中日两国间正常的贸易，而是整个到中国来做外贸生意的。货物好不容易运到中国，生意却不准做，这路费也耗不起。洋人没办法，就私下把货物卖给明朝的“个体户”。明朝的“个体户”大多本钱小，这种私下交易很多都是赊销。明朝的商人厚道的也少，赊了别人的货物，很少记得付货款，洋人连本钱都捞不回来。
中国“个体户”的诚信，洋人算是见识了，转而觉得有权有势的家族，素质应该高一些。实际上，素质是个最靠不住的东西。权贵们赊了洋人的货物，压根儿也没有给钱的意思。洋人彻底惨了，是官商的回去无法交代，是单干的恨不得跳海。不能合法“入境”，他们就住在近岛，一天又一天地等，伙食费都没了，甚至要乞讨。没希望，干脆抢劫——沿海地区的社会治安就乱了。
最初，这种沿海治安问题并未严重到哪里去。明朝的东南沿海一带，除了地方官府，军事卫所即达四十余个，军警几十万，外来的生意人跟地方政府、军方，根本不敢分庭抗礼。但很快形成了“经济特区”——以许氏兄弟、李光头为首的几股势力较大的海商以及葡萄牙商人，聚集双屿港，开辟市镇。影响日大，日本、马来、琉球、暹罗等国海商，也赶来贸易。曾访问过双屿港的葡萄牙人平托，在《远游记》中称这里有“上千所房屋，包括教堂、医院等，居民三千多人，其中有一千二百名葡萄牙人”。
贸易固然繁荣，性质却是非法——走私。海商志在利润，并不打家劫舍，泉州名宦林希元说：“佛郎机（葡萄牙人）未尝为盗，且有利于吾民也。”但这份安宁并未维持多久，双屿港私商的贸易繁盛，令朝廷日益无法容忍。终于，一桩血案成为了双屿港之战的导火线——余姚大族谢氏，赖了走私海商的账不还，并威胁要报官。海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便让“保安”到谢氏庄园打砸了一通。
谢氏血案，触痛了大明王朝敏感的神经，嘉靖皇帝派遣朱纨前来镇压“倭寇”。这位出身进士的海禁派官员，到任后雷厉风行，“革渡船，严保甲，搜捕奸民”，于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年）突袭双屿港。海商的“保安”哪是正规军队的对手，“贼酋许六、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、祝良贵、刘奇十四等皆就擒”，海岛上的“经济特区”被打成了一片废墟。一不做二不休，朱纨将海商追到福建，擒杀中葡海商百余人。几次大捷之后，朱纨在奏折中踌躇满志地写道：“全闽海防，千里清肃。”
如果事情真像朱纨所言，戚继光就没有成为英雄的机会了。
四、倭患的升级
朱纨军事打击的对象，显然是葡萄牙海商，并没有“倭寇”的影子。最终的后果，也为他始料不及。
朱纨的这一通打，打翻了相关官员的好处，打断了沿海豪富的财源，也打掉了沿海居民的生计，朝廷也不认可他擅杀与用兵。群起而攻之，朱纨吃力不讨好，一气之下自杀。从此，朝廷罢巡视大臣不设，朝中朝外无人敢再提海禁，当然也无人敢言开禁。
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，因为汪直的出现，“壬子之变”发生，倭患问题骤然升级。
汪直（1501-1559），又名五峰，号五峰船主，有史书误作“王直”，歙县人。
嘉靖十九年（1540年），汪直与同乡徐惟学、叶宗满等赴广东进行海外贸易，这时明朝海禁政策有所松缓，而广东也是唯一可以从事合法外贸生意的地方。汪直最初加入了同乡许栋的集团，与葡萄牙商人合作，做的是东南亚一带的生意。朱纨袭击剿平双屿港后，汪直自立门户，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年）转移到日本平户（长崎）。《明史·日本传》中的“嘉靖倭乱”，一半的记录便是汪直。
汪直开辟了日本市场并迅速做大，田汝成曾任广东提学佥事，其《汪直传》载：汪直“据萨摩洲之松津浦，僭号曰宋，自称曰徽王，部署官属，咸有名号。控制要害，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”。
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年），汪直吞并福建海盗首领陈思盼，从此“海上之寇，非受（汪）直节制者，不得存”，大量海盗（倭寇）及沿海商人与居民投到其旗下，汪直的武装多达五千余人，而其时日本各个家族兵力只在三千左右。汪直在日本以信义取利，被尊为“大明国的儒生”。双屿港之战后，走私海商分裂成“互市派”与“寇掠派”，汪直属于前者，铤而走险的则是林碧川、萧显、徐海等走私集团。
汪直称霸海上十余年，有着地方官“私市”的默许，汪直也卖力地配合官府，平定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，维持沿海秩序，并试图在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。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年）闰三月，俞大猷偷袭沥港，汪直败走日本，从此走上了与官方的对抗之路，成为“东南祸本”，名列官方通缉令榜首。
汪直最终被兵部尚书胡宗宪诱杀，但倭寇之患并没有解决，因为汪直并非整个嘉靖倭难的背后总指挥。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年），陷黄岩、攻郭巨的是林碧川集团，次年勾结诸倭大举入侵的则是萧显集团。这些海盗团伙本互不统属，甚至彼此劫夺，更重要的是他们又与民众纠结在一起——东南沿海地区，倭寇既祸害一方，又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水土融合：地方百姓“任其堆货，且为打点护送”，“或送鲜货，或馈酒米，或献子女，络绎不绝”。倭寇深入陆地时“若熟路然”，甚至“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处”，“或披蓑顶笠，沮溺于田亩，或云中履，荡游于都市”。连本地官兵也与倭寇里应外合，通报军情，“关津不查不问，明送资贼”。
“嘉靖倭难”的最终解决是在嘉靖帝死后。隆庆帝继位后立即批准漳州月港开放海禁，“准贩东西二洋”，“倭寇”很快由寇转商，“倭患”得到了缓解和平息。
但在嘉靖朝，朝廷并不检讨决策的得失，一根筋地依赖军事手段。
五、窝囊的开局
倭患在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年）之后的十五年骤然加剧，共计六百零九次，占到了整个明朝倭寇侵扰记录的八成左右。
姑且不论其中的因果，东南沿海形势的严峻已是不争的事实，明廷不得不增加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。这个背景下，戚继光成为平定倭患的一员。
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，戚继光改迁浙江都司，任参将，镇守宁波、绍兴、台州，在胡宗宪的指挥下，与俞大猷、刘显等人共抗倭寇。
戚继光参与抗倭，机会也有点意外。朝廷要从山东选择军官到浙江，虽然是要去打仗，但也相当于从贫困地区调到发达地区，所以请客送礼的很多。戚继光没有谋个肥差的想法，所以不跑不送。但最后入选的，恰是戚继光。 ↑返回顶部↑